讀《江村經濟》有感錦集

　　作者將開弦弓取名為江村。198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時沿用原書扉頁上的《江村經濟》一名。下面是關于《江村經濟》的讀后感，歡迎閱讀。

　　《江村經濟》讀后感

　　費孝通老先生的《江村經濟》(其實，此書在國際上較為通用的名是《中國農民的生活》)最早是1939年以英文版面世的，其后直到1986年才有了中文譯本。這時隔的40余年，可以說貫穿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中國歷史進程——從國民黨統治到新中國的建立，以及建國后的幾個不同發展階段。所以單從時間上說，此書是中國近現代發展軌跡的見證者;另外在內容上，此書由于中譯本出現時間較晚，所以現在大家所見的中譯本里一般都會附加費老先生在回國后對江村陸續進行的十余次調查情況以及其總結和比較。作者將本書的研究范圍從上世紀30年代一直拓展到90年代，而這些后續的補充也極大的提升了此書的價值：特別是在歷史研讀和文獻價值方面，因為目前還未出現第二本能對某一地區進行的長達60多年的調查和總結的著作，這不能不說是我國社會學研究歷史上的一個奇跡。所以，無論上是作為歷史資料來研讀還是作為社會學研究著作來看，此書可以說都是首選。而事實也說明了這點：此書自面世以來就是那些有心了解、學習中國農村經濟、社會以及文化變遷的入門之選。

　　首先接觸此書的感覺就是通俗易懂;待稍微深入進去后，我們才發現它已經為我們踏入中國農村這一重要而宏大的調查領域提供了一個絕妙的范本。可以說，現代對于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很難不受到此種風格的影響：從《黃河邊的中國》到《私人生活的變革》，無不閃爍著此書的影子(看了一點，即有此種感覺····不當之處請明者指正)。而這點其實也激起了我對于此種調查風格或是研究方法的反思：為何一種思路或是方法在沒有出現之前很少有人去運用它，而一旦其出現則如同秋風掃落葉之勢風靡不止呢?能否簡單的比較說是某位大家創造了一種風格，還是說他適應了大眾對于某一事物的欣賞和偏好而順勢而為的。對于這個問題，只是一點突發奇想而已，其實不應該是我們讀書筆記的“正規任務”，僅此自娛吧!

　　另外，看了此書，不禁聯想起了另一位社會學大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書。雖然二者描述的現實以及作者的關注點有明顯的差異，但我們從這二者的比較中不難發現它們的異曲同工之處：對于調查地的現實片段所進行的觀察異常細致入微，并在實地資料、調查數據以及現場感受三者中實現一種平衡和統一，構建出其理論體系和分析的框架，最后能夠給人以極大的認同感。能達到這幾方面的著作其實就已經是相當難能可貴了;但對于此二書而言，如果僅僅如此，那它們也不會成為流傳至今的經典之作了。在我看來，它們骨子里最重要的通點就是作者通過其犀利的眼光加上嚴密的思維邏輯，把這些我們看來都很日常的材料進行了重新構建和解讀，以此勾勒出一種我們時常會有所察覺但卻只是一堆碎片、很難以言語表達的情境。而這也正是我們通過學術調查、研究所最需要培養和鍛煉的，也是我們這些初學者最為缺乏的。

　　一直有種觀點：我們現在寫論文、做學術研究，最忌諱的就是抱著一種為了論文而論文或是為了學術而學術的態度。但很可惜的是，越來越多的案例告訴了我：論文或是報告的寫作已經越來越偏離我們的初衷和目的了。現在的我們，在思維能力的培養和鍛煉上已經落后了很多，剩下的只是機械的套用他人的數學模型和公式，以此來為我們的結論服務。從這點上來看，看似是讓我們的分析推理變得更加嚴密、準確了，但事實上卻是我們對于事件洞察和分析能力的喪失，以至于我們需要通過外界的數據和模型類來為我們的推理和結論做靠山：我們已經很難做到用語言來深刻地表達事件背后的邏輯及其深層次理念了。此類變化已經把學術研究所能帶給我們的最有價值的鍛煉和提升都消耗殆盡，對此，我們卻樂此不疲：每天都在把自己關在一片數據和統計軟件中，仿佛對事件本身的分析和追蹤理解已經不再是其任務了。所以，現在重讀費老先生的書，是對于自身的一種反思和總結，還是很有必要的額!

　　正如費老先生自言的那樣，他對自己學術生活的一個嚴格要求就是“理論要和實踐相結合來為改革服務”。他在本書以及后續調查得出的基本結論中就包括很重要的一條：“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饑餓的問題。而貧困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源就在于農村的土地制度，出路就是改革土地制度”。費老先生在70多年前就已經清晰的看到中國農村的發展的基本障礙或是瓶頸了。這一方面讓我們對其學術能力以及對問題的洞察力深感敬佩，但另一點不得不引起我們思考的是：為什么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們國家在發展農村的過程中，始終不能夠很好的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這不能不說是對當前學術研究的一種嘲諷和無聲的鞭策，至于這種反思到底能否在新形勢下得到很好的處理，我們仍然需要去觀察和驗證。

　　貌似說了很多極端的話，加之水平有限，有不當之處請盡情批判，歡迎指正!

　　《江村經濟》讀后感

　　1936年費孝通在開弦弓村進行實地調查，通過試驗檢驗的理論，用第一手真實資料總結了《江村經濟》一書，該書即是作者1938年在英國倫敦大學的博士答辯論文。

　　《江村經濟》主體內容分十六章，貫穿“土地的利用和農戶家庭中再生產的過程”兩個主題，集中力量描述中國農民生活的基本方面。作者運用社會學研究方法，從細微處著手，歷時兩個月對開弦弓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予以研究，包括社會習俗、家庭生活、親屬關系、農業、貿易等，從而得出具體的結論，對中國農村的歷史現狀有了清晰明確的定位。

　　讀了這本書，最初的收獲是發現自己日常的生活、理所當然的思維慣式在作者以開弦弓村為縮影的傳統生活格局下找到了來源。當時的開弦弓村正經歷著由傳統經濟格局向合作、集體作業、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格局變遷，由此而產生的生絲價格下降、佃戶地租負擔沉重的經濟波動時期，并由此呈現出從經濟領域延展出的其他領域的變遷，在閱讀的基礎上，以下為我在書中的領悟。

　　土地問題：傳統的農村經濟體制是公有制，經濟方面的支出由家長嚴格控制，父母的權利在子女逐漸成長為完全的社會人的過程中也經歷著變化：從經濟控制到享受贍養的“情感權利”，而贍養反過來是子女用以表明傳嗣合法的權利。

　　提到遺產的繼承，就不得不涉及到土地的繼承與處理問題。由于逝去的長輩對后輩仍有影響，子女不敢隨意變賣土地，但傳統經濟受到的沖擊使得下一代出現經濟上的拮據，急需要一筆錢而變賣土地。在土地的占有問題上，反映的不再是一種倫理關系，更多的是一種金融關系，這種純粹的金融關系與經濟衰落息息相關，但仍保留田地所有權，因此那些在農村中超過90%的人擁有不到10畝的土地，這些剩余勞動力的耕作是“靠天吃飯的”，經濟又蕭條，地租成為他們沉重的負擔。土地問題的困境在于農民在土地上可得到的收入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而土地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

　　人口與土地：在作者所調查的村中，可以發現人口與土地的緊張關系：人口眾多而土地稀缺，而婦女在干農活上的幫助是有限的，也是受到限制的，所以會產生剩余的勞動力而導致婦女進城鎮打工，這又導致了家庭關系的變遷。

　　另一方面，村里不多見的雇工制度也是人口多而土地少的體現，因為這個制度會使得人口膨脹的弊端更加突出而已，但我們也可以發現這個村子的自我調節作用：在土地稀缺的前提下，孩子的出生率自然受到了節制;大戶人家即使仍維持著可觀的土地面積，可是土地面積的擴展不是一個短時期就能完成的工程，所以他們的下一代所面臨的土地困境也會最終導致人口與土地的比例趨向平衡。

　　蠶絲業：蠶絲業的技術變革引發了社會組織和社會原則的變革，進而影響了其它關系。作者通過分析當地蠶絲業的發展和變遷，揭示了資本、文化、技術在社會個層面的互相博弈。一個30年代的小村，所折射出的是國際蠶絲市場的變幻、村民的欲望、利益集團的貪婪，通過分析這些我們看的清清楚楚。作者分析了改革的重要性，改革是必要的，作者甚至描述了改革的全過程，但他同時也認識到改革中的困難：改革者未能控制價格，直接原因是資金問題。外部和傳統力量相互碰撞，使人們看到了改革的前景，但又顧慮重重。這就需要進一步研究。

　　在書中作者提出“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國農村的真正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最終解決中國土地的問題的辦法不在于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的收入。因此，再重申一遍，恢復農村企業是根本措施。”只有通過實踐才能真正找到問題的根本所在，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是坐在辦公室想出的。作者通過實地調查，提出了自己的新觀點：解決農村問題的出路是恢復農村企業。

　　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農村問題仍然是國家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農民離富裕還有相當一段距離。解決農村問題需要更多的社會工作者的實踐調查，作為一個新時代的大學生，我還有許多事要做，正如作者所說“我們只有齊心協力，認清目標，展望未來，才不辜負于我們所承受的一切犧牲和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