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的讀書筆記（通用3篇）

《全球通史》的讀書筆記 篇1

　　讀這本書是受了《未來簡史》的打擊，覺得三觀需要修正一下，805頁厚厚的上下兩冊，斷斷續續看了大半年。主要以前是學理科的，世界史更加已經完全沒印象了，看完了《全球通史》其實也搞不清楚那些名字都讀不順的國家怎么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我留下的大概印象便是以下這個流程：自給自足——宗教為王——打來打去——技術變革——海外擴展——誰都不服——握手言和——不要自己滅了自己就好。胡亂總結的，但是史書一讀，還是覺得人類現在已經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態，因為技術進步的發展速度太快，導致在社會形態和人的精神層面的參差不齊也日益嚴重。

　　引申到教育和個人成長，古人一輩子做的事情，以現在的信息量，也許一年甚至一個月一個星期都不用就可以做好了。但是技術領域的日新月異，與精神層面的進展并沒有很好地同步，我們在社會觀念上的進步是非常緩慢的，比如男女平等的口號喊到現在，之所以還在講，是沒有解決。讀后感。三觀的形成應該并不能歸結為生物學的問題，或許物質基礎不可避免，偶然性和必然性也肯定存在，但我仍然認為人類是有自己的靈性的動物，不管這種靈性以什么命名，是永遠不可能被機器完全替代和模擬的，所以我們對意義的追求也是一種本能，一個不會問為什么的人是沒有靈性的。

　　我們現在對哲學的思考和教育相當的謹慎，怕思想入了歧途，所以寧可不講思想，先講技術，所以STEM如火如荼。即便講思想，也是政治目的大于思考的訴求，我原先也是這樣認為的，因為歷史告訴我們，技術的領先才是實力的體現。但是當技術進步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思想體系跟不上，不知道會有什么樣的后果~如果我們以后所有的知識信息都可以芯片植入并且實時更新，那么要怎么思考呢？大腦的溝壑是芯片可以形成的嗎？

　　今后的社會或許需要精英們去消除或減緩矛盾，考慮技術革新的同時如何同步更新思維能力和觀念，以使人類這個物種在這個星球或者其他星球上存在的時間更長一點，如果人類還在追求意義的話。

《全球通史》的讀書筆記 篇2

　　今天，完成了對美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的閱讀，對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軌跡有了一個初步的印象；該書從人類的初步階段——食物的采集者——開始一直論述到二戰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與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相比，人類的歷史顯得如此短暫，但有顯得如此豐富，從公元前一萬年左右人類步入新石器時代至今的一萬兩千年中，人類以其特有的”智慧“成為了地球的主宰；在新石器時代以前的幾百萬年里，我們的祖先——原始的人類——為了生存與惡劣的大自然進行斗爭，那時的人類只有原始的欲望，而自從人類步入文明社會以后，人類為生存的斗爭轉為人類內部之間，人類作為地球的主導者的歷史遂而拉開了序幕。

　　主導人類歷史的根本是人的”欲望“，而文明的出現助長了這種欲望，欲望推動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同時也是人類悲劇的根源；欲望導致了戰爭與征服，這個過程中同時也創造著人類文明，欲望是人的本質特征，關于欲望的褒貶我們很難判定。

　　人類歷史是一部戰爭史，至今我們無法否認這一點；人類都有和平和幸福的欲望，不幸的是歷史向我們展示的是另一幅畫境——戰爭和痛苦，這或許是人類自身的宿命，一方面滿懷希望、一方面希望又不斷破滅繼而陷入痛苦；然而，就是這種希望和痛苦的交織鑄造了燦爛的的人類文明和不朽的思想光輝，事實就是如此，我們為之驕傲的人類文明是從痛苦和不幸中壓榨出來的。

　　歷史是強者的舞臺，從統一兩河流域的薩爾貢、希臘化時代的亞歷山大、羅馬時代的凱撒、中世紀橫掃歐亞大陸的成吉思汗、近代的拿破侖以及現代的戰爭狂人——希特勒，這些名字連同相應的帝國永遠占據著歷史的篇章；從地區或國家來看，世界歷史也是一部強者占主導的歷史，弱者只能處于歷史的邊緣甚或被歷史忘記，人是一種具有無限欲望和帶有侵略性的動物，爭斗和戰爭不可避免，要想在世界上占有一隅，就必須成為”強者“，這絕對是一條定理。

　　決定人類社會的三大因素：思想、經濟和政治；這三者的組合體現著社會的進步與優越性，毫無疑問，三者是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的，經濟直接體現著社會的進步或發展的程度，政治體現著社會正義和人類的自由，而思想則告訴人類中的”強者“該如何做和做些什么；但誰是決定性的因素？我認為是思想，人類要想達到預想中的幸福，思想無疑是無可替代的”導師“，而且，對人類來說，進步不只是意味著生活的富足，同時還意味著精神的豐富和道德的提升；政治則為經濟和思想的發展創造條件。

　　人類從歷史中一路走來，我們無法預知人類的最終命運，但站在二十一世紀，我們至少可以回瞬我們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展望我們自己的未來；我們應在歷史中得到啟示，用于不斷豐富我們的智慧。人類在戰爭中成長，在痛苦和希望中所積累了寶貴的智慧，這種”智慧“對人類到底意味著什么？毫無疑問的是它將使我們不斷的自我完善，指引我們走向幸福，但我們無法預知人類的終極完善狀態是什么模樣；曾有人描述過共產主義這種”烏托邦“式的完美社會，但這種理想已經證明是一種破滅。人是一種復雜的動物，人性中的欲望本身是一種難以調控的東西，它即是一種破壞性的力，也是一種創造性的力，五千年的文明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這讓我們即悲觀又樂觀，悲觀是因為欲望的破壞力，戰爭和暴力就是見證，樂觀是欲望可以促發人的創造力，使人類社會不斷進步。

　　二十一世紀，人類還并不成熟，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在歷史中積累的智慧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這種智慧至少可以部分地控制和規范我們的欲望和行動，如此看來，人類的未來肯定比過去會更美好。但另一方面，我們的劣根性不可能完全地根除，不論是自我保護還是為人類開拓更為美好的明天，這個世界必須還需要強者。對后一種目的而言，我們期望這個強者擁有最大的善。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中主張：國家最好由哲學家統治，在全球時代，地球的主人——人類——已經成為一個整體，地球已成為人類共同的家園；在未來，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多國國家會被一個以”地球人“相稱的大家庭取代，完成這一使命和維持人類幸福的當然只能是一個”強者“，這個強者會是誰，柏拉圖在兩千年前就給出了答案——一個具有完美的”善“的哲學家。

《全球通史》的讀書筆記 篇3

　　一、中國為什么存在城管這種獨特的生物?

　　正如美國的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述，中國歷史更替幾千年，基本更替的原因從來沒有過變化。

　　一開始，新王朝的口號永遠都是均田地，共財富，也確實這么做的。土地被均分給農民，財富重新洗牌，朝廷統一征土地稅人頭稅以充財政開支;之后，某些人利用自己的聰明勤奮，或者依仗朝廷里有人，兼并了其他人的人土地，若干時間過后，依仗土地帶來的財富，繼續兼并土地，買通政治，獲得其他產出財富的資源。

　　這個過程經歷幾十幾百年之后，窮者愈窮，富者愈富。

　　但這本身并不成為問題，問題在于朝廷的征稅卻因為兼并稅收減少，富者可以通過政治或其他原因避稅，原來的100個有產者成為了1個有產者加99個無產者，那剩下的有產者無論如何不會交之前同樣的稅收，而國家官僚體系在沒有約束下，總是以膨脹的姿態發展，帝國財政入不敷出。

　　最后的解決辦法只有一個，國家對無產者加重稅負，而無產者的財富正在減少。當臨界點到達，農民起義就來了，之后又是這個國家末代王朝老套的情節，一年之內上百次的農民起義，均田地共財富的口號，諸侯鎮壓，游牧民族入侵，20xx年的歷史重寫了無數遍的情節。

　　所以，中心就只有一個稅收。

　　世界歷史從農業時代開始，無論哪個年代，中心都是財富，也就是剩余價值。這也是每一次戰爭和社會變革的中心。中國社會也如此。

　　所以，中國城管的存在，不是維護市容，而是維護稅收。

　　這個國家當今的幾乎全部稅收是間接稅收，也就是向企業征稅，回到消費者頭上。如果允許街頭小販的無限增長，就會嚴重打擊店鋪的經濟，而國家問店鋪收取的大量地稅營業稅等無處收取，這個結果會導致跳過之前的所有過程，直接到末代王朝模式。

　　這個道理非常淺顯，可是國外是如何解決的。

　　首先，如果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進一步提高，街頭小販是一個暫時的現象。就像現在大城市街頭盒飯越來越少，并不是因為城管打擊，而是因為大家覺得不衛生，有條件去稍貴點的飯館，而不會去街頭吃便宜不衛生的盒飯。而原來賣街頭盒飯的商販也可能因為有了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而停止販賣。

　　另外，這個也取決于稅收的組成，間接稅、直接稅的比例，這個過于專業，不敢妄言。唯一知道的是，我們國家大多數是間接稅，這緩和了大家的情緒，覺得自己并沒有繳稅。但影響也是顯然的，所有稅負幾乎都加在了商家頭上，尤其是小型和微型的商鋪上，你不打擊攤販，店鋪就要倒閉，國家就收不到稅了。 因此城管必存，城管取消，這個國家的結果可想而知。

　　二、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里為何沒有一本世界性的通史?

　　顯然，通史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開始渴望了解過去的產物。在近代以前中國幾千年的社會發展中，編寫了蔚為大觀的史書，但是不可能有對全球歷史進行敘述的史書。實際上，連研究歐亞大陸甚至于東亞圈的通史都不可能產生。唐代是中國古代一個空前絕后繁榮的時代，疆界遠至近日的中亞，但是仍然不會產生哪怕范圍稍微擴大的史書，最多只有一些游記而已。從現代的角度理解，編寫通史遠不止是簡單的技術問題，根本的，它涉及到對于人類自身的反思和再理解。這樣看來，在人類發展歷史的縱軸上，在某個時間點之前，通史的產生是不具備條件的。它不像人類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導致工具和技術的進步那樣自然。或者作作的說，影響通史產生的變量更為多樣、復雜。

　　如此，通史觀點或者通史性的歷史著作在西方產生也是必然的。個中的原因現在人所共知：正如書中提到的那樣，從15、16世紀開始西方文明首先開始全球擴張并領先于其他的地域文明，且時至今日仍然占有絕對的優勢。

　　再來談談中國的史書。中國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一直到清代，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書，包括史書性質的游記、筆記等。試想這些史書除了對考古、某些學術研究有參考價值外，還有什么作用呢?這些史書幾乎成了皇帝和臣民的默認契約書，無論是官修還是民編。皇帝從這些史書中試圖尋找讓臣屬文死諫，武死戰的依據，而臣屬試圖通過史書來提示或者暗示皇帝應如何才算是圣明，雙方以史書為媒介進行著溝通，各取所需，達到各自都能接受的默契程度。從這

　　一點來說，中國的史書對于維護傳統社會的形態和穩定真的是深藏不露啊。

　　歐亞大陸另一端的歐洲所編寫的史書似乎遠較同時代的中國為少。但是，這對于他們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在他們看來，只要有一部《圣經》足矣。在某種程度上，《圣經》的出現、傳播是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混亂的歐洲有了共同的準則(即使后來發生了教派分裂)，一般平民也有機會借此學習文字，德意志的文字得到了較好的統一，民族和國家意識也因圣經刊印所用的文字而得以萌芽。后來教皇和教會的權力過大導致的災難當然也是它的不幸。雖如此，仍不能掩蓋《圣經》對西方文明直至今日的偉大歷史功績。缺少了系統性史書的歐洲，因禍得福，少了成文規則、繁文縟節的羈絆，有的只是內心驅動下對社會、自然的改造。

　　比較而言，中國的史書雖然也可以看成是行事準則，但是并不具有如圣經那樣的普世意義，它的約束力較弱，人們畏懼的還是皇帝的金口玉言，任何人都不得觸逆龍鱗。《圣經》則得到了包括上至教皇、皇帝，中至領主、騎士，下至農夫、佃戶的一致支持，雖然他們有著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利益。

　　《全球通史》 是一部值得讓人回味無窮的史書，可以引發許多思考。我思故我在，多讀史，多看報，多思考，乃新聞工作者必須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