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江村經濟》有感錦集（通用3篇）

讀《江村經濟》有感錦集 篇1

　　費孝通老先生的《江村經濟》(其實，此書在國際上較為通用的名是《中國農民的生活》)最早是1939年以英文版面世的，其后直到1986年才有了中文譯本。這時隔的40余年，可以說貫穿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中國歷史進程——從國民黨統治到新中國的建立，以及建國后的幾個不同發展階段。所以單從時間上說，此書是中國近現代發展軌跡的見證者;另外在內容上，此書由于中譯本出現時間較晚，所以現在大家所見的中譯本里一般都會附加費老先生在回國后對江村陸續進行的十余次調查情況以及其總結和比較。作者將本書的研究范圍從上世紀30年代一直拓展到90年代，而這些后續的補充也極大的提升了此書的價值：特別是在歷史研讀和文獻價值方面，因為目前還未出現第二本能對某一地區進行的長達60多年的調查和總結的著作，這不能不說是我國社會學研究歷史上的一個奇跡。所以，無論上是作為歷史資料來研讀還是作為社會學研究著作來看，此書可以說都是首選。而事實也說明了這點：此書自面世以來就是那些有心了解、學習中國農村經濟、社會以及文化變遷的入門之選。

　　首先接觸此書的感覺就是通俗易懂;待稍微深入進去后，我們才發現它已經為我們踏入中國農村這一重要而宏大的調查領域提供了一個絕妙的范本。可以說，現代對于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很難不受到此種風格的影響：從《黃河邊的中國》到《私人生活的變革》，無不閃爍著此書的影子(看了一點，即有此種感覺····不當之處請明者指正)。而這點其實也激起了我對于此種調查風格或是研究方法的反思：為何一種思路或是方法在沒有出現之前很少有人去運用它，而一旦其出現則如同秋風掃落葉之勢風靡不止呢?能否簡單的比較說是某位大家創造了一種風格，還是說他適應了大眾對于某一事物的欣賞和偏好而順勢而為的。對于這個問題，只是一點突發奇想而已，其實不應該是我們讀書筆記的“正規任務”，僅此自娛吧!

　　另外，看了此書，不禁聯想起了另一位社會學大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一書。雖然二者描述的現實以及作者的關注點有明顯的差異，但我們從這二者的比較中不難發現它們的異曲同工之處：對于調查地的現實片段所進行的觀察異常細致入微，并在實地資料、調查數據以及現場感受三者中實現一種平衡和統一，構建出其理論體系和分析的框架，最后能夠給人以極大的認同感。能達到這幾方面的著作其實就已經是相當難能可貴了;但對于此二書而言，如果僅僅如此，那它們也不會成為流傳至今的經典之作了。在我看來，它們骨子里最重要的通點就是作者通過其犀利的眼光加上嚴密的思維邏輯，把這些我們看來都很日常的材料進行了重新構建和解讀，以此勾勒出一種我們時常會有所察覺但卻只是一堆碎片、很難以言語表達的情境。而這也正是我們通過學術調查、研究所最需要培養和鍛煉的，也是我們這些初學者最為缺乏的。

　　一直有種觀點：我們現在寫論文、做學術研究，最忌諱的就是抱著一種為了論文而論文或是為了學術而學術的態度。但很可惜的是，越來越多的案例告訴了我：論文或是報告的寫作已經越來越偏離我們的初衷和目的了。現在的我們，在思維能力的培養和鍛煉上已經落后了很多，剩下的只是機械的套用他人的數學模型和公式，以此來為我們的結論服務。從這點上來看，看似是讓我們的分析推理變得更加嚴密、準確了，但事實上卻是我們對于事件洞察和分析能力的喪失，以至于我們需要通過外界的數據和模型類來為我們的推理和結論做靠山：我們已經很難做到用語言來深刻地表達事件背后的邏輯及其深層次理念了。此類變化已經把學術研究所能帶給我們的最有價值的鍛煉和提升都消耗殆盡，對此，我們卻樂此不疲：每天都在把自己關在一片數據和統計軟件中，仿佛對事件本身的分析和追蹤理解已經不再是其任務了。所以，現在重讀費老先生的書，是對于自身的一種反思和總結，還是很有必要的額!

　　正如費老先生自言的那樣，他對自己學術生活的一個嚴格要求就是“理論要和實踐相結合來為改革服務”。他在本書以及后續調查得出的基本結論中就包括很重要的一條：“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饑餓的問題。而貧困的一個很重要的根源就在于農村的土地制度，出路就是改革土地制度”。費老先生在70多年前就已經清晰的看到中國農村的發展的基本障礙或是瓶頸了。這一方面讓我們對其學術能力以及對問題的洞察力深感敬佩，但另一點不得不引起我們思考的是：為什么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們國家在發展農村的過程中，始終不能夠很好的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這不能不說是對當前學術研究的一種嘲諷和無聲的鞭策，至于這種反思到底能否在新形勢下得到很好的處理，我們仍然需要去觀察和驗證。

　　貌似說了很多極端的話，加之水平有限，有不當之處請盡情批判，歡迎指正!

讀《江村經濟》有感錦集 篇2

　　中日經濟關系與政治關系的發展不是同步的，兩國經濟關系一般要好于和高于政治關系，即出現所謂的“政冷經熱”現象。進入新世紀，這種情況稍有變化。由于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堅持錯誤史觀和推行對華強硬路線，使中日關系降到歷史谷底，中日經濟關系也受到沖擊，主要表現有：

　　中日貿易雖保持了快速增長勢頭，但增速不能和兩國貿易的巨大需求與潛力相匹配，明顯落后于中國同其他主要貿易伙伴雙邊貿易的增長速度。如從20xx年至20xx年，中國同歐盟的貿易額由766.2億美元增至2723億美元，增長2.5倍，年均增速為25%;中國同美國的貿易額由804.8億美元增至2627億美元，增長2.3倍，年均增速為24%;中國同韓國的貿易額由359.1億美元增至1343億美元，增長2.7倍多?年均增速為27%;而中日貿易額由878億美元增至2073.6億美元，僅增1.4倍，年均增速只有16.6%，遠落后于上述3家對華貿易的增長水平。

　　雙方貿易失衡趨于加劇。20xx年以前，兩國貿易大體均衡，以后中方年年逆差，且呈逐年擴大之勢。20xx年中方逆差50.3億美元，20xx年增至240.8億美元，中方逆差4年增加4倍。多年來，發展與日本貿易是中國外貿戰略的主攻方向，占中國經濟分量甚重;近年來中日貿易占中國經濟的分量下降，而占日本經濟的分量明顯上升。20xx年前，日本連續20xx年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對中日貿易的依賴大于日本對中日貿易的依賴。20xx年起，日本在對華貿易中落在歐盟、美國之后，居第三位。中日貿易量占中國外貿總量的比重逐年減少，從1993年的20%降至20xx年的16.4%，再降到20xx年的11.8%。對日本來說情況剛好相反。近6年來，日中貿易年均增速為16.6%，遠高于同期日本外貿年均增幅6.6%的水平，日中貿易占日本外貿總量的比重逐年上升，從20xx年的11.8%升至20xx年的17.2%。到20xx年3月底，中國第一次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現在日本對中日貿易的依賴遠大于中國對中日貿易的依賴。

　　日本雖然至今仍是對華的主要投資國，但投資速度及其在中國外資總量中的比重均呈下降趨勢。20xx年日本對華投資46億美元，同比下降29.6%。

　　日本對華提供的政府發展援助日趨減少，從1990年代初每年提供近20xx億日元減至現在每年僅提供幾百億日元。日本對華貸款更是逐年減少，甚至一度“凍結”，且設定了最終結束對華貸款的時間表。

　　中日經濟關系近年出現一些負面變化，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日本極右勢力抬頭，其鼓吹的“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對中日經濟關系造成沖擊。主要表現是：受中日政治關系低迷影響，日本國內出現對華經貿“風險論”，其鼓吹者提出要選擇別的國家作為日本新的重要貿易和投資伙伴，以沖淡和減低其對華經貿的依賴，即所謂“中國+1”方案;日本堅持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拒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日本專家研究表明，如日本同中國建立自貿關系，可使其GDP年增0.5個百分點。盡管如此，日本卻寧愿同遙遠的其他國家積極推進自貿關系建設，而不肯將與中國建立自貿關系一事提上日程。這些對中日經濟關系的發展無疑會造成消極影響。

　　其二，日本違反平等互惠原則，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加筑關稅與非關稅貿易壁壘。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日本實施主要針對中國的農產品“肯定列表制度”，規定對799種農藥、獸藥及飼料添加劑設定總計達54782個殘留標準，是原標準的5.8倍;對沒有設定標準的，將執行“一律標準”，即含量不得超過0.01毫克/千克，幾乎為現有儀器的最低檢測限度。這些極其苛刻的規定嚴重影響了中國農產品對日出口。

　　其三，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產品升級換代加速，許多國產商品質量已接近或趕上日本產品的水平，而有些日本對華出口商品質量下降，使得中國消費者對日產品的青睞降溫。同時，中國對外資的特惠政策有所變化，開始對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率進行調整，使之趨于統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日企對華投資的積極性。此外，中國勞動力成本逐漸提高，各國企業在華競爭激烈，也使日本對華投資增幅下降。日本認為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來，經濟突飛猛進發展，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已從發展中國家畢業”，因而減少了對華發展援助。

讀《江村經濟》有感錦集 篇3

　　怎樣使我國經濟增長保持在適度區間，或者說，在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怎樣保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而防止經濟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呢?從我國國情出發，我們要充分利用我國經濟發展中“兩大差距”所帶來的“兩大空間”。在國內外新的經濟環境背景下，面對經濟增速的這種下滑趨勢，經濟增速降到哪里為底?宏觀調控究竟要不要“出手”?這些問題突出起來。20xx年6月中旬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措施，7、8月份，經濟運行的許多指標出現企穩向好勢頭，并初步穩定了市場預期。但經濟企穩回升的基礎仍不牢固，不確定因素很多，經濟增速下行的壓力仍很大。

　　關注宏觀調控中的三個重要命題

　　針對經濟運行的新形勢、新問題，我國這次宏觀調控提出了三個相互關聯的命題。

　　一是關于宏觀調控的指導原則，提出“穩中有為”的命題，即宏觀調控要根據經濟形勢變化，適時適度進行預調和微調，穩中有為。這回答了宏觀調控要不要“出手”的問題。

　　二是關于宏觀調控的政策規則，提出“合理區間”的命題，即宏觀調控要使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經濟增長率、就業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價漲幅等不超出“上限”，統籌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這回答了宏觀調控什么時候“出手”和怎樣“出手”的問題。

　　三是關于宏觀調控的換擋定位，提出“中高速增長”的命題，即當前我國經濟已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宏觀調控要保證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這回答了宏觀調控“出手”的力度問題，要維持中高速增長，防止經濟增速大幅度下降。

　　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的含義

　　現在，在國內外新的經濟環境背景下，我國經濟正處于增長速度下降的換擋期。經濟增速下降具有慣性，由此，經濟增長由過去經常沖出上限轉變為要守住下限，對下限的把握成為宏觀調控中的突出問題。那么，在當前和未來5年左右的時段里，經濟增長的適度區間究竟應把握在什么范圍呢?從現實國情出發，為了容易形成共識和容易在宏觀調控實踐中把握，一種選擇是以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經濟增長率和物價上漲率的預期目標為參照系。今年經濟增長率的預期目標為7.5%，可作為適度區間的下限。從實踐看，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長率降到7.5%，有進一步下滑的危險，宏觀調控就實施了一系列“微刺激”政策，托住了底。關于適度區間的上限，可從物價上漲率把握，也可從經濟增長率把握，而二者一般是密切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