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書筆記4篇

　　個國家成員的勞動都是為本國國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這部分產品換取外國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響一國成員數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說勞動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數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說有兩個：一個是勞動者勞動技能的熟練，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生產力，一個就是從事有用勞動和無用勞動的比例。相對這兩點，第一點的影響更大，因為在歷史的長河中，有很多文明未開化的種族中，人民有時候必須拋棄或者殺死其中的老弱病殘，以保證種族的延續(xù);在許多文明開化的社會中，總是有許多從事無用的勞動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員和軍隊!

　　勞動分工使得同樣數量的人，生產的商品大大增加。這要歸因于三種情況：第一，每一個工人只從事一種工作，能提高勞動熟練程度;第二，節(jié)約了從一種工作轉換到另一種工作的時間;第三，發(fā)明了一些機器，大大提高勞動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為在人類族群內部是禁止偷盜和搶劫，所以某個人想要獲得某種物品只有兩種途徑：一種是自己勞動獲得，一種通過交換獲得。在族群內，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發(fā)現自己專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獵更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發(fā)現自己專心造房比種田更有利，于是他們就是專心從事某種勞動了，分工就產生了。交換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換能力即市場范圍的制約。因為市場太小，勞動者無法用他們自己消費不完的剩余勞動產品來隨意換得需要的別人的勞動產品。最先開化的種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為在交通不發(fā)達的時代，相對來說，水運對于陸運有天然的優(yōu)勢：第一，水運風險較低，陸運要通過野蠻民族的領地，危險較大;第二，成本相對較低，通過水運需要的人數和交通工具較少。所以由于水運的好處巨大，工藝和產生的改良出現在水運便利的地方就理所當然，這樣改良要很久才會傳到內陸地區(qū)。

　　當勞動分工完全確立后，一個人自己的勞動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須拿著自己用不完的勞動產品來換取其他人的勞動產品。在交換的過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認，可以換取所有的勞動產品。在這期間，有貝殼、糖很多的物品充當了這個角色，但是最終都被金屬所取代。這是因為金屬易于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屬貨幣就這樣產生了。

　　一個人是貧還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的多少和品質決定。商品的價值分為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任何商品的真實價格就等于該商品能使他購得或者支配的勞動量，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是尺度。世間所有財富，最初都是用勞動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雖然勞動是所有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是商品的價值通常并不是用勞動去衡量的，而是通過商品的名義價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勞動也像商品一樣有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所謂真實價格就是報酬勞動的一定數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謂名義價格就是一定數量貨幣。勞動者的貧與富，不是與勞動的名義價格成比例，而是與勞動的真實價格成比例。勞動的真實價格，一年一年的來說貨幣更容易體現。一個世紀來說谷物更容易體現。

　　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勞動是決定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主要標準。比如，兩個小時勞動才能獲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兩倍于一個小時就能獲得的物品。如果要讓資本投入生產，必須給其相應的報酬(也就是資本利潤)，這個時候資本也參與了勞動產物的分配，資本的利潤與資本的規(guī)模有關。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會要求土地上所有的產物中的一部分會自己(也就是地租)，這個時候地租也參與勞動產物的分配。勞動不僅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勞動那一部分的價值，而且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地租和利潤的那部分價值。分開來說，每一件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是由這個是那個部分全數或者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說，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物的商品價格，比如由這三個部分構成，并且財富就是以這三種方式在不同的國民之間分配。一國財富的勞動產物的普通或平均價值是逐年增加，還是逐年減少要取決于工資，利潤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樣的比例在國民間分配。

　　商品的自然價格就是一種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產，制造這商品乃至運送這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這商品就是按自然價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場價格就是商品通常賣出的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有時高于自然價格，有時低于市場價格。市場上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稱為有效需求者，他們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為這種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實現。市場上任何一種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夠滿足這種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種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們所需求的數量，他們當中有些人，寧愿支付高價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競爭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間發(fā)現，市場價格高于自然價格，價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貨品的缺乏程度和競爭者富有程度和浪費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場上的供售量超過了這種有效需求，這種商品就不能全部賣給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須賣給出價較低的人，市場價格于是低于自然價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賣方怎樣急于要把商品賣出，易腐敗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賣方之間競爭更大。市場價格雖然能長期高于自然價格，但是卻不能長期低于自然價格。如果市場價格低于自然價格，必然是工資，利潤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達到自然率。這樣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數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價格靠近。自然競爭的市場價格一般都是賣方能承受的最低價格，壟斷的市場價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價格。

　　關于勞動工資和利潤，如果一個人通過勞動不能獲取養(yǎng)活自己，那他必須通過坑蒙拐騙來獲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資時必須要讓勞動者能養(yǎng)活全家人。最高工資不是出現最富裕的社會，而是出現在最快富裕的社會，也就財富增加最快的社會。在不斷進步的社會資本具有較低的利潤，勞動者具有較高的工資;在財富停滯的社會資本具有較高的利潤，較低的工資;在即將衰退的社會，資本具有最高的利潤，最低的工資。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chuàng)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于說，商品的價值取決于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yè)，或是土地變?yōu)樗接校�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fā)生之后，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后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jié)欲論等，都可以從它那里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后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后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采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fā)端的痕跡。

　　《國富論》是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但其中的思想遠遠超出了經濟學的范疇。在其中也能找到關于人類發(fā)展歷史的描述。由于水運的便利優(yōu)于陸路，水路有龐大的網狀結構，能將生產的產品運到很遠的地方去發(fā)生交換行為。同時水路是天然產生的，在幾千年前隨著人類的出現都一直存在，它的不易變根性決定了人類只能伴隨著河流而居，而改造河流也是近代科技發(fā)展的結果。河流對于交換的有利性，促進了經濟行為的發(fā)生。從而帶動了地區(qū)的繁榮，富裕了人民生活。這樣又吸引著更多人的遷入，加入經濟生產環(huán)節(jié)。如此循環(huán)，城市的規(guī)模就出現了。也就生出了人類的文明。

　　《國富論》，全稱《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是亞當·斯密，經濟學之父的經典代表作。這本書的初版為1776年版本，它能夠和當時美國的《獨立宣言》被后人視為1776年發(fā)表的兩個最重要的文本，可見其歷史價值之高。而我讀后也受益匪淺。

　　《國富論》被稱為經濟學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場經濟的圣經。讀過本書之后，我認為此說法有其道理所在。隨著歷史的發(fā)展，人類不斷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人們看問題的角度也在更新。很多經濟學著作或者說經濟學原理不能接受不同歷史時期的檢驗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在與其歷史局限性，即它只適用于一定條件下的經濟狀況。而《國富論》不同，《國富論》分析揭示的是經濟學的本質，是從事經濟的社會中的人的本質，而人的活動的本質、心理是不隨時代的變遷而改變的，或是說，沒有重大改變的，即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亞當·斯密的觀點無論是對于早期還是現期的社會都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與借鑒意義。其許多觀點也亦被當今人們奉為經濟學中的定理。

　　《國富論》中最具精華的理論，我認為，即是“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斯密從人的利己的本性出發(fā)，論述了利己主義的利益觀。他認為，每一個人行為的動機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類一切經濟行為的推動力。人們在經濟活動中追求效益最大化，整個社會就在不同的個人實現自己的效益最大化過程中實現社會的效益最大化，即社會福利。因此，他認為，利己心并不是值得反對或摒棄的，自私有利于社會福利。然而，斯密在所著另一本書《道德情操論》中從人具有同情心出發(fā)，論述了利他主義的倫理觀。這看似矛盾的觀點恰恰揭示了斯密矛盾的內心世界，在我看來，也揭示了經濟活動中人們矛盾的內心世界。人們一方面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又逃脫不了自身的倫理觀、社會觀。經濟實際上是利己性與利他性結合起來完整的人的活動，是人們追求自身來自物質與精神整體的效益的最大化。這只“看不見的手”引導市場實現每個人的最大效益，并實現共同福利。

　　其次，斯密在書中提到了分工。他認為分工可以帶來很多好處，分工是提高生產率的關鍵。社會中從事經濟活動的每個人必然有不是自己專長的方面，如果每個人都自給自足，那么帶來的將是低效率的生產。分工使每個人都從事自己最擅長的一方面，分工促進生產的專業(yè)化。通過分工，社會資源能夠被最有效的利用方式所利用;通過分工，每個人的生活狀況都將變得更好。

　　正因為如此，斯密反對殖民地政策，主張自由貿易。他認為，殖民地國家大多實行“重商主義”政策，而這對于殖民地及其統(tǒng)治國雙方都是有害無益的。殖民地國家在殖民地造成的經濟壟斷不僅使殖民地財富與資源大量外流，也阻礙了殖民地生產力的發(fā)展，制約了其分工的專業(yè)化進程;統(tǒng)治國亦未在其與殖民國交易的過程中取得分工的好處，從而帶來兩國整體效益的無謂損失。斯密也主張“自由放任”，他強調，只有對內對外的商業(yè)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個國家得到充分的發(fā)展和繁榮。自由競爭促使資源向實現其效用最大化的方向流動，因而，他反對各種公司的壟斷，因為壟斷同樣能帶來低效率的生產。私密將此理論向更深一步擴展，主張國家與國家之間應像個人與個人之間一樣實行分工，即主張自由貿易。此觀點，無論是后來的絕對分工理論，還是相對分工理論，都證明了其正確性所在。

　　基于此，斯密在書中對政府存在的意義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確切地說，他對政府的職責規(guī)定得相當具體。他認為，政府的主要任務在于：保護社會免遭其他社會之暴力入侵;盡可能地保護每個社會成員免受其他社會成員之不正義的壓迫;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社會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總結起來，即：對外抵御敵國，對內執(zhí)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個重要職責是“創(chuàng)建并經營某些公共工程”，這也就是我們現在稱之為“公共事業(yè)”的各種設施。特別地，他反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主張“自由放任”。

　　此外，《國富論》中也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動教育的發(fā)展。亞當·斯密指出，在自由國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輿論，而這與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公眾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斷的能力。

　　從《國富論》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經兩百多年了，然而，《國富論》中許多觀點對于今天的社會經濟活動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首先，承認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場經濟的前提。“人是利己的”這一人性假設被認定為是研究、從事經濟學的第一塊基石。書中指出，計劃經濟對人性的假設不符合真實的人性，而在這個錯誤的人性假設基礎上的理論和實踐也必然是錯誤的。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利己性本來就是不言而喻的，就像買東西的人都希望買盡量便宜和好的東西，而賣東西的人都希望東西賣得價錢高一些一樣自然。只有承認這個不變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確的角度上研究經濟學。

　　其次，亞當·斯密主張分工，提倡分工的好處。這在當今社會也具有一定的借鑒價值。分工促使專業(yè)化，分工讓每個人更有效率的生產，然而我認為，在現實生活中，社會資源不會像書中前提假設的那樣可以完全自由流動，即使可以，自由流動達到的社會生產狀態(tài)也未必是人們最期望的，因為人們存在自身的偏好。無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或是一國之內地區(qū)與地區(qū)之間，或是一個地區(qū)內企業(yè)與企業(yè)之間，政府或生產商出于某種長遠的考慮或額外的目的會暫時采取一些違反經濟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貿易保護以扶植特殊產業(yè)等。分工對于整個社會、整個國家來說或許是合意的，但如果人為的將利益區(qū)域化，分工、自由貿易就不一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后，亞當·斯密對于政府所論述的其作用今天仍被大多數人所認可，但今天，更多的人認為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也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與適時監(jiān)管。市場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時，斯密在書中將經濟活動的前提過于理想化與簡單化，而這些假設在現實社會中并不存在，或者說很難存在。因此基于其上的政府理論也有待完善與修改。

　　總之，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即使在今天，大到國家、小到個人都對我們從事經濟活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迄今為止，經濟學領域的主流經濟學都是建立在《國富論》的基礎之上的。

　　每個國家成員的勞動都是為本國國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這部分產品換取外國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響一國成員數量多少的原因，也就 是說勞動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數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說有兩個：一個是勞動者勞動技能的熟練，也就是現在所說的生產力，一個就是從事有用勞動和無用勞動的 比例。相對這兩點，第一點的影響更大，因為在歷史的長河中，有很多文明未開化的種族中，人民有時候必須拋棄或者殺死其中的老弱病殘，以保證種族的延續(xù);在 許多文明開化的社會中，總是有許多從事無用的勞動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員和軍隊!

　　勞動分工使得同樣數量的人，生產的商品大大增加。這要歸因于三種情況：第一，每一個工人只從事一種工作，能提高勞動熟練程度;第二，節(jié)約了從一種工作 轉換到另一種工作的時間;第三，發(fā)明了一些機器，大大提高勞動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么，因為在人類族群內部是禁止偷盜和搶劫，所以某個人想要獲得某 種物品只有兩種途徑：一種是自己勞動獲得，一種通過交換獲得。在族群內，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于制造弓矢的人發(fā)現自己專心制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獵更 有利;比如善于造房的人發(fā)現自己專心造房比種田更有利，于是他們就是專心從事某種勞動了，分工就產生了。交換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換能力即市 場范圍的制約。因為市場太小，勞動者無法用他們自己消費不完的剩余勞動產品來隨意換得需要的別人的勞動產品。最先開化的種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為在交通不 發(fā)達的時代，相對來說，水運對于陸運有天然的優(yōu)勢：第一，水運風險較低，陸運要通過野蠻民族的領地，危險較大;第二，成本相對較低，通過水運需要的人數和 交通工具較少。所以由于水運的好處巨大，工藝和產生的改良出現在水運便利的地方就理所當然，這樣改良要很久才會傳到內陸地區(qū)。

　　當勞動分工完全確立后，一個人自己的勞動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須拿著自己用不完的勞動產品來換取其他人的勞動產品。在交換的過程 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認，可以換取所有的勞動產品。在這期間，有貝殼、糖很多的物品充當了這個角色，但是最終都被金屬所取代。這是因為金屬易于 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屬貨幣就這樣產生了。

　　一個人是貧還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的多少和品質決定。商品的價值分為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任何商品的真實價格就等于該商品 能使他購得或者支配的勞動量，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是尺度。世間所有財富，最初都是用勞動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雖然勞動是所有商品的交換價值的 真實尺度，但是商品的價值通常并不是用勞動去衡量的，而是通過商品的名義價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勞動也像商品一樣有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所謂真實價格就 是報酬勞動的一定數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謂名義價格就是一定數量貨幣。勞動者的貧與富，不是與勞動的名義價格成比例，而是與勞動的真實價格成比 例。勞動的真實價格，一年一年的來說貨幣更容易體現。一個世紀來說谷物更容易體現。

　　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勞動是決定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主要標準。比如，兩個小時勞動才能獲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兩倍于一個小時就能獲得的物品。如果 要讓資本投入生產，必須給其相應的報酬(也就是資本利潤)，這個時候資本也參與了勞動產物的分配，資本的利潤與資本的規(guī)模有關。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會要 求土地上所有的產物中的一部分會自己(也就是地租)，這個時候地租也參與勞動產物的分配。勞動不僅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勞動那一部分的價值，而且衡量價格中分 解為地租和利潤的那部分價值。分開來說，每一件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是由這個是那個部分全數或者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說，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物的商 品價格，比如由這三個部分構成，并且財富就是以這三種方式在不同的國民之間分配。一國財富的勞動產物的普通或平均價值是逐年增加，還是逐年減少要取決于工 資，利潤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樣的比例在國民間分配。

　　商品的自然價格就是一種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產，制造這商品乃至運送這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這商品就是按自然價 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場價格就是商品通常賣出的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有時高于自然價格，有時低于市場價格。市場上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稱為有效需求者，他 們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為這種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實現。市場上任何一種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夠滿足這種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種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就不 能得到他們所需求的數量，他們當中有些人，寧愿支付高價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競爭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間發(fā)現，市場價格高于自然價格，價格上升程度大 小，要看貨品的缺乏程度和競爭者富有程度和浪費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場上的供售量超過了這種有效需求，這種商品就不能全部賣給愿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 其中的一部分必須賣給出價較低的人，市場價格于是低于自然價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賣方怎樣急于要把商品賣出，易腐敗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賣方之間競爭 更大。市場價格雖然能長期高于自然價格，但是卻不能長期低于自然價格。如果市場價格低于自然價格，必然是工資，利潤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達到自然 率。這樣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數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價格靠近。自然競爭的市場價格一般都是賣方能承受的最低價格，壟斷的市場價格都是有效需 求者能承受的最高價格。

　　關于勞動工資和利潤，如果一個人通過勞動不能獲取養(yǎng)活自己，那他必須通過坑蒙拐騙來獲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資時必須要讓勞動者能養(yǎng)活 全家人。最高工資不是出現最富裕的社會，而是出現在最快富裕的社會，也就財富增加最快的社會。在不斷進步的社會資本具有較低的利潤，勞動者具有較高的工 資;在財富停滯的社會資本具有較高的利潤，較低的工資;在即將衰退的社會，資本具有最高的利潤，最低的工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