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讀書筆記3篇

　　不知是什么時候，我開始對歷史有點感興趣了。愛民如子的孝文帝，殘暴天下的商紂王，喜好美色的唐玄宗，昏庸無比的唐德宗，信鬼神的唐憲宗與唐穆宗……一個個，令人深有感觸。《資治通鑒》，一本記載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歷史的史書，司馬光整整用了十年時間才編成。宋神宗以“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命名為《資治通鑒》。

　　我在里面了解到：毛澤東把這本《資治通鑒》整整讀了十七遍，而我還只看了四遍。十七遍，一本書三百三十八頁，總共看了五千七百四十六頁。這是一個多么驚人的數!僅僅一本書就看了五千七百四十六頁，令人敬佩呀!

　　年老的唐玄宗，老眼昏花，不明事理，讓楊貴妃出家修行。后來又娶進楊太真(即楊貴妃，太真是老道士給她的道號)，但我覺得楊太真似乎也不怎么好。楊太真喜歡吃荔枝，唐玄宗命他們三天三夜摘荔枝，比現在火車慢不了多少，一路上卻死了很多人。唐玄宗為了楊太真的一笑，竟然犧牲了數十人到上百人的性命，可見唐玄宗的昏庸。

　　漢哀帝偏寵侍從董賢，所以有著“斷袖之癖”的典故。有一次，漢哀帝與董賢同塌睡覺，董賢翻身，不小心壓住了漢哀帝的袖子，漢哀帝不忍驚醒董賢，就把自己的袖子割斷了。后來，漢哀帝命董賢為大司馬，結果弄死了許多人才，最后，太后把董賢趕出了宮，另擇王莽。可見漢哀帝的同性戀性格，使他拋棄了國家，拋棄了許多人才。多么可惜呀!同時也反應出了漢哀帝的昏庸，只要有人在精神或事情作為上有一點點反對董賢，漢哀帝就暗殺或把他斬之，可悲呀!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無人能比，他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的道德精神，司馬光的堅持不懈。但是由于有些人的諷刺，致使司馬光想馬上完書，導致唐朝與五代十國的時候寫得比較多。但司馬光的功勞永遠是偉大的!

　　《資治通鑒》，簡稱“通鑒”，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告成。它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XX年)寫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讀罷此書，感受頗多。《資治通鑒》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系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馬光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而欽賜此名的。由此可見,《資治通鑒》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本書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計時術語作為全書的時間框架體系，如“閼逄攝提格之歲”之類。“閼逄”相當于漢語“甲”，“攝提格”相當于漢語“寅”。為什么不用漢語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節語言的干支體系呢?

　　后來查過資料我才了解其實，我國古文獻明文記載這是天皇語言，即三皇時代的官方語言。明代著名學者萬民英所著《三命通會》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淡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其十干曰：于逢(又名“閼逄”——編者注)、旅蒙、柔兆、疆困、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于、執徐、大荒落、敦洋、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

　　經過查閱資料與詢問老師朋友我了解到《資治通鑒》本身的編纂，具有很多特點或優點。首先是它取材廣博和編寫精審，所記敘的歷史是幅員超過萬里，人口超過千萬，時間長達一千多年，而全書不到三百卷，組織精密，條理清楚，詳略得宜，言簡事明，有深入淺出之妙，這是一般史書不能與之相比的。其次，司馬光的治學態度非常嚴謹，所用史料都經過仔細選擇，并將選用的過程和選定的理由，一一記載下來，編成“考異”，成為《通鑒》一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后世流傳中，人們才把它分開了，這項治學方法，因此稱為“考異法”。這都是在組織形式方面比較突出的優點。

　　至于考異法是什么呢，我還不是很了解。仍要請教老師 實資治通鑒中很多故事是用來體現作者對迷信思想的不懈其迷信思想，在統治者可謂根深蒂固，司馬光常常依據事實揭破其底細。如記武則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貓饑，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慚。”(并見《唐紀》二一長壽元年)事雖細微，意義則甚為重大。又如鎮壓黃巢起義的高駢，據有揚州，為霸一方，而聽信玩弄神仙之術的呂用之，終至于城破身死。《通鑒》詳記其事，不掩飾，亦不夸大，讀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紀》七○至七三)。此類記載不僅表明司馬光的見解正確，同時也表明其文學手法高妙。關于幾次大戰役的描寫，如昆陽之戰，赤壁之戰，淝水之戰，淮西之戰等，都極簡練而生動，稱為古代敘述戰爭的典型之作

　　當然由于當時的水平與局限我又讀了許多后續內容其中指出了不少錯誤如《史記》錯記了戰國時期各國的年代，因而將齊宣王伐燕記為湣王之事，與《孟子》、《國策》諸書的記載均不合，現在根據《竹書紀年》已經糾正了這個錯誤。《竹書紀年》是魏國的史書，因與儒家經典記載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視，以致后來逐漸失傳，現在看到的是輯錄本。司馬光雖然看到過原本的《竹書紀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將齊宣王的年代比《史記》拉后十年，避免了與《孟子》等書的矛盾，其實毫無根據，不能作為史實看待。又如著作《后漢書》的范嘩，在朝臣爭權中被殺，而誣加以叛逆的罪名，編造了很詳細的情節，《宋書》全收于《范嘩傳》中，司馬光未作分辨，也照樣采用了(《宋紀》六)，到清朝，王鳴盛才辨明了當時的史實(參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東晉時期世家大族當權，陶侃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門，世家出身的當權者對他多加誣蔑，《晉書》不辨真偽都收錄下來。《通鑒》已多予刪汰，但亦有刪汰不盡者，如云侃“以不豫顧命為恨”(《晉紀》一六)。陶侃為地方長官，與晉明帝也無特殊關系，自然無必要參豫顧命，清王懋竑為陶侃作了正確的辨白(參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小錯而否定大的成果

　　《資治通鑒》是一部分量比較大的書，同時也是值得通讀的一部書。如何通讀這樣一部大書?

　　然而在我看來司馬光的思想中也存在聚賢他的思想，是一套嚴密的等級制度，一套金塔型的，在他希望這等級制度是不要變動的。這從臣光曰中可以看出。但事與愿違，犯上作亂的事情層出不窮。這從根本上沖擊了儒家的體系，我不知怎么辦，但儒者有辦法。于是一個彌天大謊被創造出來，而一些正直的儒者也信以為真，一起為這個彌天大謊添枝加葉。 這個彌天大謊就是天命。

　　如果問我得到了什么?我會說是當時的一種君主制度與格局的思考大秦一統天下，在西周封建的基礎上立國，當時面臨著一組不可解的矛盾：以順的方法沿襲古制，則不符合新時期社會解構的需求，革新，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去突破阻礙，最大的阻礙來自于六國舊民，無論是貴族血統，還是無知愚忠，亦或地緣差異，人們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立即適應一個全新的社會結構，只能強迫，強迫，就失人心。秦通過足令其喪盡民心的方式完成了由封建制到郡縣制的革新，完成了社會進化的需求，實質是為后來的大漢朝做了嫁衣裳。魏收在評論宇文泰的建國時說：“陳涉首事不終，劉季因而創業;賀拔元功夙隕，太祖籍以開基。”這是就個人成就而言，這個道理放大到國家層面，則是漢興由秦，秦把黑臉都唱了，漢的白臉才好唱。秦法，真有后代傳言那么嚴酷嗎?只不過是作為時代矛盾的犧牲品的一個借口，大概不是為大漢的真正大一統背了黑鍋?

　　惠政，有個極其需要避免的要點，也是歷來君主們疑神疑鬼得最多的一個方面，那就是下面的人像司馬懿那樣，把人心都從曹家收買到司馬家了。如何避免?老實說，高高在上的位置，自然需要能力足備的人去擔當，庸主奸臣，想要不顛覆，真心難。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兩個重要的道理，第一是黑臉不好唱，應該優先選擇白臉，沒得選除外;第二個道理是不怪敵人太狡猾，只怪自己不明智，遺憾的是大概沒有幾個蠢皇帝會認為自己蠢吧，不獨皇帝，可能包括生活中大部分的人，其中可能有我，也可能有你。

　　道義是個抽象的概念，不如量化成擔當。當時若不是趙無恤主動擔當，三晉的命運還真不好說，很可能會被智伯各個擊破，因為后來的晉陽反擊戰獲勝，偶然的因素不小。段規為韓康子建議的策略是等，等到有人受不了，到時候再看，任章則拋出“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的觀點，聽上去有理，似乎后來的事實也可以反證他做得對，而實際上不然，因為三晉之所以能夠反敗為勝，一在于趙無恤擔當了責任，而智伯自己又粗心大意。智伯若不大意，一味慫的韓、魏，最終一定逃不過如后來六國亡于秦的結局，而六國采取的就是他“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的策略，不斷用土地賄賂秦國，希望將戰火引向他人，自己坐收漁利。只可惜再沒有一個趙無恤出來擔起責任，而秦又不肯失誤。由此可知，道義其實是個必要的概念，沒有趙無恤肯擔道義，那兩家主仆，再聰明，再狡猾，也只是小聰明，被滅的命。

　　綜上所講資治通鑒有利有弊。以我愚見，我們可以了解上面的一些故事典籍。擴充自我，但不能一味陷于其中。

　　前不久，經同學推薦，我有幸拜讀了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資治通鑒》白話本。這是最近才出版的一套書，大概是為了方便今人閱讀，十二部白話本中只收錄了周紀、秦紀、漢紀、魏紀、晉紀、宋紀、齊紀等各個朝代的精華文章，而且翻譯的極為通俗。像我這樣沒有功底又渴望各方面歷史知識都有所涉獵的初學者，倒很適合讀這樣的書。

　　之前，曾經也試過讀文言文的《資治通鑒》，由于自身性格和工作忙碌的原因，只是挑選著看了漢紀和唐紀中的部分內容，感覺也不錯，雖然是文言文，但是絲毫不令人覺得晦澀難懂。相比之下，這一次所讀的白話文倒感覺粗糙了。前面說過了，讀《資治通鑒》，我只是為了了解些歷史知識，所以這次看白話文也感到滿足了。但是，沉淀知識的這一段時間里，我還是反復琢磨和品位了讀文言文《資治通鑒》的感覺，在內心里依然傾向于司馬遷的原著，感覺還是原著的行文布局更好更生動出彩些。我想，這大概就是司馬遷和他的《資治通鑒》之所以名傳千古的原因吧!

　　《資治通鑒》在編年體史書領域和中國寶貴文化遺產領域之所以享有盛譽，我想一定與作者創作的思路、方法，以及該書特別的語言形式和經世致用的目的有關。由于《資治通鑒》的確太博大精深了，無論我如何努力，也只能窺見書中的一角，但是就是憑著這種熱愛的精神，我也想談談自己對于《資治通鑒》的一點感受。

　　首先是感覺到司馬遷著作該書時的細致和認真。在閱讀《資治通鑒》文言文版本的時候，就被該書中不厭其煩的注釋、考異感染了興趣。從前，我讀書都是“盡信于書上”的，即書中說什么，我便相信什么，而當看了《通鑒》之后，我的一個很有體會的想法是，原來歷史書中寫的歷史也是不能盡信的。我們要讀歷史，就應該像司馬遷那樣，進行辨析似的閱讀，對所讀到的史實進行驗證推理，取其精華，積累經驗。而正是因為司馬遷著書的細致認真，從而才為我們不厭其煩地留下各種線索和史料，讓我們更加客觀地了解歷史的。

　　另一點是從《資治通鑒》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的語言運用極其簡練，通俗易懂，脈絡分明。《資治通鑒》全文一般沒有太多的偏僻，即使橫跨一千多年的今人，只要有點文言文功底都可以讀個明白。記述各種事情和描寫各種場景，尤其是戰爭方面的題材的文章，司馬遷總是將前因后果交代的明明白白，讓讀者能夠一目了然。這種重視情節描述的寫法值得今人借鑒。

　　另外，司馬遷在每一篇文章的結尾處通常都會給出自己的點評，并且把一件原本零散的表面的事件上升到一個更高的理論上去。司馬遷的這些觀點和思想這好迎合了發展一個國家政治經濟的需要，今人閱讀起來，也會得到許多借鑒作用。我想，這大概也是《通鑒》流傳至今，仍然廣受歡迎和好評的原因。

　　總之，閱讀《通鑒》受益匪淺，我想，有機會，我還要把文言文版的《通鑒》繼續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