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梭《懺悔錄》讀書筆記

　　再沒有比《懺悔錄》更能體現出記憶和期待之于幸福的意義的了。在本書的開頭，奧古斯丁點明了貫穿全書的兩大主題：尋找自我，尋找上帝。人之所以悲慘，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失去了自我，而之所以失去自我，乃是因為失去了上帝;人要獲得幸福，就必須在尋找上帝的過程中發現真正的自我。記憶和期待的意義就在于，只有通過記憶和期待，人才能實現這一雙重的尋找。實際上，這雙重的尋找可以歸結于一個問題：人和上帝的關系。這不僅因為人是上帝創造的，更重要的還在于人的心靈乃是上帝的形象。只有認識到人和上帝的關系，才能理解作為人和上帝之中介的心靈——上帝的形象;而心靈作為上帝的形象，恰恰就是人最真實的自我。從這個意義上講，《懺悔錄》的寫作目的，就是在自我身上尋找上帝的形象。

　　如何尋找?既是通過記憶，也是通過期待。奧古斯丁對自我的記憶，不僅追溯到常人無法記得的幼年，甚至提出“在出生之前，自我是否存在，存在于何處”的問題。而且通過對生平的追憶，奧古斯丁細致入微地揭示了自己身上的罪性，以及向善、向惡的兩股力量作為對立的意志在他心靈內部的長期爭斗。 他認為，從嬰兒時期開始，人就充滿了罪性，終其一生都無法徹底擺脫;然而同樣真實存在的，是一種不斷求善的意志，要求人朝向上帝，按照上帝的誡命生活，同自己的罪性斗爭。對生平的記憶，就是為了不斷確認這股引人朝向上帝的力量;而記憶不僅要追溯到生命的初始，甚至要越過生命，往生命之前無限延伸，就是因為這股力量最終來自先于一切生命的上帝。其實，這股向善的力量就是內在于心靈的上帝形象，它是上帝在創造人的初始所賦予人的恩賜。在《懺悔錄》的每一章開始敘述或者討論之前，以及在全書行文的各處，都充滿了奧古斯丁對《詩篇》的引用。布朗(peter brown)在他撰寫的傳記《希波的奧古斯丁》中指出，《詩篇》的祈禱語言，是奧古斯丁所能找到的，能夠表達他寫作《懺悔錄》的深沉動機的唯一語言。 而祈禱語言所呈現的正是一種期待的姿態。奧古斯丁的記憶和懺悔，始終處在一種朝向上帝、朝向永恒幸福的期待的指引之下;《懺悔錄》的全部寫作，都在這種期待中獲取力量。屬塵世的記憶和期待之所以顯得虛無，是因為所記憶和所期待的，頂多是短暫而相對的善好;更不用說，如果記憶和期待的對象是罪的快感給心靈留下的影像，那么人將在時間中徹底沉淪，無法擺脫罪的習慣對心靈的桎梏。 但是，對上帝的記憶和期待卻不同，因為這時記憶和期待的對象乃是最為真實的存在——上帝。上帝是比人的心靈更加內在的本質，是比人的自我更加真實的自我。在這個意義上講，正是對上帝的記憶和期待，把時間中的人和永恒的上帝聯系起來。在對永恒上帝的記憶和期待中寫作《懺悔錄》的奧古斯丁，雖然仍然處于時間之中，但是他難道不是真正幸福的嗎?

　　答案無疑是肯定的。不幸的根源在于失去上帝和自我，幸福的關鍵在于重新獲得上帝和自我，而這又以理解上帝和自我的關系為前提。記憶和期待之所以能夠指向幸福的實現，就是因為對上帝的記憶和期待是自我和上帝最為恰當的關系。記憶上帝，意味著承認上帝是先于自我的創造者;期待上帝，意味著認識到上帝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善好。而人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正是因為人的心靈是上帝的形象，擁有和上帝相似的三位一體，其中，對過去的記憶對應于人的存在，對現在的關注對應于人的理性，對未來的期待對應于人的意志或愛。人的墮落在于其三位一體朝向了錯誤的方向，而人的得救在于他對三位一體的正確運用。存在、理性和意志并不是心靈具有的三個功能，而是從不同的角度對同一個心靈的不同描述。犯罪后的人背離上帝的后果既體現為存在于時間中的虛無處境，也體現為理性的孱弱，更體現為意志的錯誤追求。因為心靈的整體墮落，人的存在是悲慘的在死，人的理性無法把握時間的本質，而人的意志無法朝向真正的善好，反而沉迷于塵世的善好甚至罪的快樂。而人的得救，則在于心靈恢復和上帝的關系，從愛塵世、愛自己轉向愛上帝，從理性的驕傲變成真理面前的謙虛，而人的存在也將由時間中的虛無轉變為朝向永恒的幸福。

　　通過正確的記憶和期待，人能夠在他身上找到上帝的形象，也就是人的三位一體。而人對他的三位一體的正確運用，則能夠恢復他和上帝之間的關系，從而獲得真正的自我。和古典思想一樣，奧古斯丁也要面對“認識你自己”的問題，然而奧古斯丁對這個問題的回應卻和古典思想迥異。蘇格拉底在執行神諭后得出的結論是，人其實沒有什么知識，只能帶著無知之知的謙虛不斷地追求智慧。事實上，蘇格拉底的無知之知并沒有正面回答“自我是什么”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古典思想那里，遠遠沒有在奧古斯丁身上這樣復雜和迫切。追求智慧的無知之知，體現出人的自然在于理性，從而運用理性的愛智便是最高的生活境界。但對于奧古斯丁來說，理性，連同人的心靈本身，都不是人的本質。人的真正本質是高于人的上帝，只有認識了上帝并理解了上帝和自我的關系，人才可能真正“認識他自己”。幸福不在于追求智慧的理性活動，愛智的生活只有在愛上帝的前提下才有意義。

　　通過上文對時間問題的討論，我們已經觸及奧古斯丁的思想和古典哲學的差異。這種差異的根源，正是在于雙發對真正的幸福持有不同的理解，而這又集中反映在雙方對“認識你自己”這個問題的不同回應之中。我們發現，問題的關鍵在于理性的地位。古典思想發展到古代晚期，呈現出強烈的宗教化趨勢，這在普羅提諾和波菲利的思想中體現得極為明顯。然而，無論怎么宗教化，古典思想仍然堅持理性至上的原則。從根本上講，普羅提諾的太一不過是對于最高的理性原則的宗教化表達而已;波菲利雖然訴諸各種巫術和魔法以求實現靈魂的解脫，但他從來沒有把這些非理性因素納入其哲學體系，而是承認沒有任何學說能夠解救人的靈魂。與此相反的是，奧古斯丁認為，在超越理性的上帝面前，理性的意義是相對的;而在墮落后的人類身上，理性的能力更是極其孱弱。要想獲得幸福，除非通過對上帝的記憶和期待。記憶和期待雖然屬于人的理性心靈，但是所記憶和期待的對象，卻是超越理性的上帝;此外，在奧古斯丁對人的三位一體的闡釋中，心靈中的理性對應于時間中的現在，與能夠記憶和期待上帝的其他兩個位格(記憶和愛)相比，它恰恰是最容易背離上帝，導致驕傲的原罪的。《上帝之城》對古典思想的全部批判，都可以看作是對這種背離上帝的驕傲理性的批判。奧古斯丁當然不是德爾圖良那樣的非理性主義者，然而理性在奧古斯丁的思想中確實不是最高的原則，它必須接受信仰的指引;正如生活在時間中的人，只有在回憶和期待著上帝的前提下，他的現在才可能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