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鄉村教育調查報告
走向空殼的鄉村學校——鄉村教育調查
針對多年來城鄉義務教育的失衡，以及因學校布局調整帶來的種種問題，本報兩名記者歷時三個月，走訪了我省近20個縣40所鄉村學校、專家學者中國的鄉村，始終是叫人牽掛的熱土。當這一社會始終注目的焦點“鄉村”與另一個焦點“教育”勾連起來時，熱土中的焦點愈發熾烈。
從1986年《義務教育法》的 “人人有學上”到現今學雜費的全免除“人人上好學”，伴隨著這個漫長過程的是中國鄉村教育不可忽視的現實：
學校越來越“小”，學生越來越少，老師越來越“老”;城市教育的壓力越來越大，競爭越來越激烈，城市學校“大班額”比比皆是。
這一系列問題，是在當前城鄉二元化結構的大背景下，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教育改革引發的一種必然的普遍的陣痛與無奈，值得關注和思考。
帶著這一課題，今年6月中旬至8月底，本報兩名記者走訪了我省陜北、關中、陜南的近20個縣40所鄉村學校，與基層教育職能部門、學校、教師、學生、家長以及教育研究者等多個層面的近百人，進行了深入交流、探訪和調查。
這里為讀者呈現的相關調查報告和個案解剖報道中反映出的問題，其癥結就在于多年來城鄉義務教育天平的失衡。
新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11月7日表示，要科學確定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的規模、層次和速度，建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激勵機制，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這也許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也是全社會的期待。
空殼學校的典型性“樣本” 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縣城的教學質量好，家住紅旗小學隔壁的白永霞將兒子轉到了縣城上學
今年秋季開學，位于黃土高原上的榆林市清澗縣下二十里鋪鄉紅旗小學只剩下了4個學生。
和很多西部縣城的鄉村小學一樣，下二十里鋪鄉的書所鄉村小學也不得不面對“生源荒”的殘酷現實。
當生源一點一點衰減的時候，經受考問的不只是學生，還有家長對學校逐漸喪失的信心以及鄉村老師們對未來或多或少的迷茫。
撤校是遲早的事，紅旗小學的老師幾乎都這么認為。
這所距離榆林市清澗縣城約15公里的山村小學正在走向空殼。盡管學校曾有高峰期400多名學生的輝煌歷史，如今也不得不“忍受”6個老師10個學生的凄涼。 落寞的學校空蕩蕩的教室
6月8日，星期一。記者一大早就從縣城出發，本想從升國旗開始，擁有對這所學校最完整的印象。
紅旗小學坐落在八斗岔村村口水泥路邊的高坡上：一排八九孔窯洞正對著校門，門框窗欞清一色地刷成了淺藍色;窗戶上沒有鑲玻璃，而是用白紙糊著;久經風吹，有的白紙已七零八落，有的干脆已被撕掉。
可惜，還是“錯過”了升旗時間。上午7時許，學校已經開始上課。后來，記者才得知：學校的作息時間和城里不同，孩子們每天7時到校，半小時早讀，接下來上兩節課，9時放學回家吃早飯;中午12時到校，3時半放學。
一間窯洞里傳來了講課的聲音。教室門開著，一個年過半百、兩鬢斑白的男老師站在講臺上，正用特有的陜北普通話向孩子們講授著“同分母分數加減法”。緊貼著講臺的一角，放著兩排兩張課桌，坐著3個學生。這個至少容納40個學生的教室里空蕩蕩的。
男老師叫白隨寶，今年56歲，是數學老師。5年前，他從溝口的梨家灣小學調到這里，就開始面對學生流失的殘酷現實。5年間，學校的人數從起初的七八十個，減少到了如今的10個。眼看著一間間教室空了出來，白隨寶的心也變得空蕩蕩的。
三年級教室里，3張課桌正對講臺中央豎著擺放著。11歲的任旭和比他小一歲的趙小寶在教室里坐著，有些不安。
這個班的3個學生那天少了一個。沒來的學生叫賀賢，是數學老師劉祝蘭的兒子。老師和她的兒子竟然都沒來，任旭分析：“估計趕事兒去了。”“趕事兒”是當地人對參加紅白喜喪事的稱呼。
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任旭較為安靜，坐在那里東張西望，而趙小寶時不時走出教室看看，再轉回來。
上午就這樣過去。6個老師只來了1個，8個學生中的5個就像沒了領頭羊的小羊羔。初次到訪，這個學校多少讓人覺得有些落寞。再后來，記者聽說了一個更受打擊的事情：上午并沒有升旗。
學生沒了學校秩序也沒了
學生人數的銳減，打亂了這所學校本應有的秩序。就連上下課打鈴這樣最基本的事情，都落在了一個14歲的小男孩身上。
男孩叫賀露，是五年級的學生。因為年齡最大，他成了這里的“孩子王”。
其實，賀露應該讀六年級。去年秋季開學時，本應和他一起升到六年級的五六個同學都沒來報名，只剩下了賀露一個。六年級這個班最終沒有開起來，賀露只好回到五年級“重讀”。對此，白隨寶解釋，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成績太差”。
上午8時10分，正在教室里自習的賀露突然從教室里沖了出去，跑到院子里的一棵大樹前，敲響了掛在樹上的一個生銹的鐵鈴鐺——下課了。“我是自己愿意打鈴的。”賀露笑著，露出兩顆兔牙。自從一個多月前有了手腕上戴著的那塊黑色電子表，他主動承擔起了打鈴的任務。“如果不打鈴，就不知道啥時候上課，啥時候玩了。”賀露說。其實，學校以前有電鈴，后來壞了，就再也沒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