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戰略性競爭

　　臨近畢業了，大家的論文寫好了嗎，下文是戰略性競爭，希望大家有所收獲!

　　xx年中日關系風急浪高。伴隨日本民主黨外交政策轉向及全球和地區局勢的新變化，中日之間固有矛盾激化，戰略競爭面上升。xx年，中日關系能否有所改善、重新回到穩定發展軌道，令人關注。

　　民主黨取代自民黨執政被稱為“不流血的平成維新”，給日本帶來了求新、求變、求進的歷史機遇。但一年零三個月的現實證明，民主黨精英們在漫漫xx年等待上臺期間苦心打造的理論與戰略并不實用，它把日本外交帶入了僵局，也使自身陷入執政困境。

　　與自民黨相比，民主黨對政治大國化目標的追求似乎更直接、更執著。鳩山政權嘗試通過對美說“不”，提升日本在同盟結構中的地位，通過適當拉開距離提醒美國重視。“東亞共同體”的構想，從對美角度看也是為了“挾亞自重”，增加政治籌碼。但“疏美近亞”的政策招致國內保守派強烈抵制，而韓國“天安”艦事件則成了壓垮鳩山內閣的最后一棵稻草。

　　后任菅直人內閣在基地搬遷問題上對美妥協，承諾按當年自民黨政權與美國達成的協議辦，繼而“全力恢復日美信賴關系”。這一結果不僅是日本對美“獨立外交”的挫敗，也是對日本政治大國化戰略的一次打擊。而且對美妥協也未能換取基地問題的順利解決，沖繩地方選舉結果證明，日美之間的這一關鍵問題將繼續拖下去。

　　包括日美關系在內，日本大國外交普遍亮起紅燈。俄羅斯領導人登上日俄爭議的“北方四島”，導致日俄關系新一輪緊張。據稱，俄方已不準備根據1956年日俄《共同宣言》的有關內容與日本進行領土談判。中日之間，“9·7撞船”事件中民主黨政權不顧中國立場、堅持以日本國內司法程序處理，嚴重損害了兩國政治互信，關系的修補可謂任重道遠。對“9·7”事件的不當處理導致菅內閣支持率下滑16個百分點，對中日關系及民主黨政權本身都構成了打擊。

　　一連串的外交失敗凸現民主黨執政和領導能力的欠缺，說明它還沒有完成從反對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型，而對外關系成了“重災區”。為了自身目標及修復日美同盟的需要，菅直人內閣積極配合美國的全球和地區戰略，包括“重返東亞”，以顯示日本仍有能力支撐美國的戰略調整，但結果是進一步使鄰國受到傷害。日本與鄰國普遍存在領土爭端，而xx年“三島問題”——與俄羅斯的北方四島、與韓國的竹島(韓國稱獨島)、與中國的釣魚島問題同時出現。

　　中日韓三邊合作近年來迅速發展，根據三國領導人會議共識，xx年擬在韓國建立三國合作秘書處，研究涉及三國合作的重要課題，全面促進和加強三國合作。但日本外交卻顯露出“拉韓制華”傾向，損害了三邊合作的政治基礎。一是在安全上參與美韓聯合軍演，強化三國“共助體制”;二是強調日韓共同擁有自由民主價值觀，這與自民黨政權的價值觀外交已無任何區別。

　　內政變數

　　日本國內政局，則是影響關系走向的另一大不確定因素。民主黨國內政績同樣令選民失望。7月參議院選舉后，執政黨聯盟只獲得242議席中的110席、反對黨卻占到132席，再現“扭曲國會”格局。執政黨主導的法案在參議院隨時面對反對黨的阻撓，菅內閣執政環境險惡。在自民黨政權時期，40%的內閣支持率一般被認為是維持政權的底線，而最新民調顯示，現內閣支持率已經下滑到21%左右。

　　理論上xx年日本沒有國會選舉，但現實也許會出人預料。

　　日本政治社會正處于歷史轉型期，內政對外交的影響重大而直接，近年來中日關系所受到的影響也是更多地來自于日方。從自民黨小泉到安倍再到福田，從麻生到民主黨鳩山再到菅政權，對華政策的每次調整都有國內政治的背景。而上述日本國內局勢，至少會給中日關系穩定發展帶來兩點懸念。一是如果菅直人下臺，誰接替菅當首相，對外政策又會怎樣變化?民主黨執政經驗不足，政策統一性、一貫性不強，加之黨內矛盾重重，新人上臺造成政策起伏的概率更大。二是內政再次動蕩，會不會波及對外關系?

　　《日本經濟新聞》xx年初曾發表社論，分析民主黨對外政策，稱該黨“從在野黨時期形成的從內政視角處理外交、極具危險性的習慣”最令人擔心。的確，“為內而外”是民主黨外交政策的突出特點，而且隨著國內政治季節的到來，它對民意的反應會尤其敏感，對外關系有因內政需要而被犧牲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