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勢造英雄辯論賽資料

　　拿破侖的功名不及微生物學者巴斯德

　　“四海驚傳拿破侖，國民漸不我思存。功名何似微生學，打破人間地獄門。”蔡元培在此詩中對拿破侖的功名作了評價。拿破侖系法蘭西帝國的締造者，在執政期間多次對外擴張，創造了一系列軍事奇跡，形成了龐大的帝國體系，是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歷史人物，其事跡廣為流傳，故蔡元培云“四海驚傳拿破侖”。但一個“驚”字，體現出蔡元培對拿破侖享有盛名感到“驚訝”、“驚奇”。為什么呢?因為“國民漸不我思存”。“不我思存”，即“匪我思存”，意為“不是我想念的”。蔡元培用這個典故意指拿破侖雖一度被眾人贊頌，但現在已不能贏得法國“國民”之心。蔡元培還在該詩后加注，用事實證明這個觀點。蔡元培說，他的朋友、“中國留法第一人”李石曾對他說，有一年，法國一家著名報社讓讀者投票評選“法國最偉大的人物”，結果“得票最多者，為微生物學者巴斯德，而拿破侖次之”。路易斯·巴斯德(1822—1895)，法國微生物學家、化學家，發明了傳染病預防接種法，為人類和人類飼養的家畜、家禽防治疾病作出了不朽貢獻，被稱為“微生物學之父”。蔡元培以在評選中拿破侖不如巴斯德的實例說明，與捍衛人類健康和生命的巴斯德相比，拿破侖以犧牲生命搞侵略擴張所獲得的“功名”顯得不足道:“功名何似微生學，打破人間地獄門。”對拿破侖作此評價，折射出蔡元培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的思想。蔡元培強調，“教育文化為一國立國之根本，而科學研究尤為一切事業之基礎。”(《提議以俄英退換庚款撥充教育基金案》)1919年，蔡元培《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一文在回顧近代中國自強歷程時指出:“我國輸入歐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繼而練軍，繼而變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蔡元培認為，拿破侖一世雖曾經戰敗普魯士，但普魯士最終依靠教育復興在普法戰爭中重振雄風，俘虜拿破侖三世，統一全德。他在192019年3月15日致汪精衛的信中就這樣說:“昔普魯士受拿破侖蹂躪時，大學教授菲希脫為數次愛國之演說，改良大學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統一之盛業，亦發端于此。”

　　拿破侖只是各種機遇造就的“時勢英雄”

　　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蔡元培在第二首《拿破侖》中以為，拿破侖能成就功名，完全是各種機遇造成的:“無非時勢造英雄，億萬原因一果中。乍敗乍成均偶爾，托翁健筆寫天功。”

　　社會大變革時期，都是英雄輩出的時代。拿破侖之所以偉大，是由震驚世界的法國大革命這一偉大事件所造就的。恩格斯(1820—1895)曾指出:“恰巧拿破侖這個科西嘉島人做了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的法蘭西共和國所需要的軍事獨裁者，———這是個偶然現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侖這個人，那么他的角色是會由另一個人來扮演的。”(《致符·博爾吉烏斯》)于是，蔡元培也認為:“無非時勢造英雄，億萬原因一果中。”

　　在“乍敗乍成均偶爾，托翁健筆寫天功”這兩句詩中，蔡元培引用了列夫·托爾斯泰對拿破侖的評論。托爾斯泰以俄羅斯抵抗拿破侖侵略為背景創作了《戰爭與和平》，在這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中，他這樣評價拿破侖:

　　“一個沒有信仰、沒有習慣、沒有傳統、沒有名望，甚至祖籍不是法國的人似乎是憑借極其奇特的偶然機會，在使法國波動的各黨派之間，不依附其中任何一個黨派，竟然能出人頭地，爬上了顯赫的地位。”在詩后注釋中，蔡元培就以托爾斯泰對拿破侖的描寫和評價，來佐證拿破侖是“時勢英雄”的觀點。他說:“俄國托爾斯泰作《戰爭與和平》小說，寫拿破侖侵俄，先勝后敗，皆有種種原因，使之不得不然，彼此均無所謂戰功也。”蔡元培認為，拿破侖這個英雄人物是被外界條件所塑造的，必須把他放到當時歷史條件下去認識，外界的條件遠比你這個人更重要。這也是蔡元培一貫所持的“時勢造英雄”的歷史觀的流露。

　　日本軍國主義是拿破侖主義的死灰復燃

　　“前車已覆后車來，第二威廉現舞臺。咄咄侏儒胡短視，野心不死欲燃灰。”這是蔡元培《拿破侖》第三首，意思是說，不斷有人步拿破侖后塵，但任何“短視”之侵略行徑，只不過都是拿破侖“野心”之死灰復燃，不會有好下場。蔡元培以“前車已覆”來說拿破侖的逝去，表明其認為拿破侖的教訓應為世人借鑒。但令他痛惜的是，拿破侖的“前車之鑒”并未被人汲取，“前車已覆后車來，第二威廉現舞臺”，還是不斷有人挑起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侵略。第二威廉，即威廉二世(1859—1941)，德意志帝國末代皇帝。他宣揚來自亞洲黃種人的威脅———“黃禍論”，曾于1897年11月派兵侵占中國膠州灣。192019年，德國加入八國聯軍攻占北京，192019年又利用薩拉熱窩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戰。蔡元培對威廉二世的重蹈覆轍，早就表現出強烈的憤慨和擔憂，并認為他也將像拿破侖一樣給人類“文化進步”造成阻力。一戰爆發不久，192019年10月2日，蔡元培在給蔣維喬的信中就憂慮重重:“此次德軍破壞中立，蹂躪人道主義，使其果獲全勝，其禍真甚于洪水。今此禍雖似可免，而戰局何時可定，竟難逆睹。世界文化，或由此而別啟一促進之途轍，如拿破侖第一以后之民權主義，固未可定;然以現狀論，則文化進步之阻力，固彰彰矣。”在“咄咄侏儒胡短視，野心不死欲燃灰”這兩句詩中，蔡元培結合現實，借題發揮，譴責當時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本人個子矮小、氣焰囂張，蔡元培稱其是“咄咄侏儒”。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強占中國臺灣、澎湖列島，擴張領土的欲望受到刺激，走上了侵略中國和亞洲的軍國主義道路。蔡元培認為，日本妄圖侵略擴張的“野心”是拿破侖、威廉二世的“死灰復燃”，是違背歷史潮流的“短視”行徑，軍國主義最終沒有好下場。1934年7月1日，蔡元培曾作《日本往哪里去》一文明確指出，“日本劫奪我東北四省，完全是一種冒險的賭博”，“‘如問日本往哪里去?’我們的答案是:走往危險的路上去。”蔡元培抨擊拿破侖、第二威廉、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行徑，是其民族獨立思想和人道主義、和平主義立場的流露。192019年11月11日德國投降，標志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蔡元培歡欣鼓舞，于11月15日在北大舉行的慶祝協約國勝利的演講大會上，親自發表《黑暗與光明的消長》的演講。他認為協約國戰勝同盟國，昭示了黑暗強權論的消滅、光明互助論的發展，陰謀派的消滅、正義派的發展，武斷主義的消滅、平民主義的發展，黑暗的種族偏見的消滅、大同主義的發展，并深信這是世界大同發展的機會，“世界的大勢已經到了這個程度，我們不能逃在這個世界以外，自然隨大勢而趨了”。蔡元培渴望的是各國平等、和睦相處的世界秩序，在這種價值追求下，他竭力抨擊拿破侖侵略擴張主義的死灰復燃，亦是情理之中的。